文化无意识：跨文化的深层意识形态机制
内容提要：殖民主义虽已成为历史，但殖民化时期产生的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已经深入到前殖民地文化的各个方面，促成了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殖民。文化殖民的核心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无意识。尽管文化无意识是一个产生意识形态的思想机器，但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内容会因人种、国别、族群、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并对跨文化研究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对这一深藏不露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深度概念性探索，可以为世界范围的去殖民化提供理论洞见。
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04期
跨文化研究中目前最有影响的理论也许是后殖民理论，因为跨文化研究，尤其是东西方研究，绕不开殖民主义、殖民主义遗产和新殖民主义。虽然殖民主义早已成为历史，但世界范围的去殖民化大业远远没有完成①，因为政治上的去殖民化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完成，但要去除人们头脑中的殖民主义影响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殖民主义在后殖民时代呈现出一种堪称新殖民主义的趋势，这就是去殖民化尚未来得及根除的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这两种殖民已经深入到前殖民地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殖民。由于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涉及的是不易为人们所感知的精神领域，我们必须探讨其深层的内在逻辑。笔者认为，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的内在逻辑就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无意识。但广义的文化无意识并不仅仅对第三世界的人民而言，它也涉及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因此，尽管文化无意识是一个产生意识形态的思想机器，但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内容会因人种、国别、族群、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并对跨文化研究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本文旨在对这一深藏不露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深度探索。
“文化无意识”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自从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应用于文化研究，它就成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研究者偶尔使用的术语，但很少有人对此下过清晰的定义，而且，现有的文化无意识的概念基本上都是心理学的概念，尚未彻底转换成一个真正的文化研究概念。《诺顿理论和批评文选》一书的“导论”顺便提到了这一概念：“［文学］传达的知识是‘文化无意识’的知识，——也就是集一个民族和时代的历史话语、象征、代码、本能、欲望和冲突等方面的特征于一体的档案。”[1]令人遗憾而又可以理解的是，诺顿文选的前言只是提到这个概念，并没有进一步阐明。依笔者之见，文化无意识必须关注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文本和文化现象的意义是如何在政治、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等意识形态问题影响下产生、流通和消费的，只有如此考察文化无意识才具有文化研究的意义。
文化无意识虽然植根于历史和文化之中，但它的运行方式与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是相似的。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一种动态的心理功能，也是欲望、情绪、思想、记忆的一个仓库，它作用于我们有意识的生活，而又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文化无意识如果只是作为心理功能，那么笔者的观点就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去不远了。但我对文化无意识的认识与弗洛伊德有所不同，最基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化无意识的形成、内容、形式和影响等方面。我所观察到的文化无意识现象，不仅是一种心理功能和被压抑的记忆和情感的表现，更是一个以不知不觉的方式产生有意识的认识、观念和价值判断的思想机器。形式上，文化无意识的概念是一个有意识结构和无意识结构的矛盾组合，带有明显的意识结构自觉性。内容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始终包含一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负面的和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因为它的内容具有不被社会、道德、审美所接受的本质属性。而在笔者看来，文化无意识的内容始终是备受尊重的，因为它是构建在所谓常识和普遍价值之上的，几乎是一种意识形态。
一、概念辨析：“文化”与“无意识”
从本体上说，文化无意识源自文化和无意识在历史一精神层面的融合。虽然它不是这两个现存概念简单的叠加，但是理清它与“文化”和“无意识”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文化无意识这个整体概念是很有帮助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它与无意识的关系。“无意识”原本是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如今已广为人知。弗洛伊德在他早期的理论中把无意识看做“本我”，是受压抑的本能欲望在期望的对象中寻求满足，其中大多是属于不被社会和道德所认可的性本能的范畴。劳伦斯曾指责弗洛伊德把无意识描述成一个深不见底的、充满了乱伦欲望的地窖；他认为无意识是创造之源，是生命本身的另一个符号，并强烈要求将其重新定义。[2]卡尔·荣格也不认同弗洛伊德对于无意识的消极理解，特别是对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本能的做法不以为然。由于各种指责和重新定义，后来被人们广泛认可的无意识定义为：一个充满欲望、情感、思想和记忆的储存库，以超出我们意识之外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有意识的生活。[3]笔者的文化无意识概念是根据后来对于无意识的重新定义而形成的。从根本上说，笔者所观察的无意识是一种由不可见的力量操纵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无意识地影响、塑造并控制着人类生活中的文化活动。通俗地讲，文化无意识中的“无意识”就是人间戏剧上演的看不见的导演。
探讨了无意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无意识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对于无意识的影响。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说：“文化，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词语之一。”[4]在现有有关文化的诸多定义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指一个文化、社会或族群的物质和精神状态的一个静态概念，包括如威廉斯所说的“思想的普遍性状态或者习惯”、“在整个社会中精神发展的普遍状态”、“艺术的整体”，以及“生活的总体方式，包括物质、智力、精神方式”。[5]二是指人类发展过程的一个动态概念，如威廉斯的研究表明，它包括原初的“培育自然生长物”和“后来经过类比转而指人类训练的一个过程”。威廉姆斯指出，“文化的概念基于一个隐喻，即自然生长物的培育。确实，不管是隐喻还是事实，重点必须置于生长物之上。”[6]笔者受威廉斯的启发，把“文化无意识”中的“文化”构想为自然生长和人类发展之培育。因此，在笔者的“文化无意识”概念中，虽然“文化”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它保留了自然生长和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原有的培育之意。笔者的概念在汉语的“文”这一概念中可找到一定的对应。作为一个名词，“文”的字面意思是通过模式而被转变的状态；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汉语中有几个与之相关的词语：(1)“风化”，字面意思是“通过风吹改变草的状态”；(2)“教化”，意思为“通过教授已被确立的仪式和准则去约束、规范人类生活”；(3)“文化”，意指“通过范例和行为方式的典例去转变”。在这些意义中，汉语中的文化和威廉斯定义的文化相似，都是“正确的了解”(right knowing)和“正确的行为”(right doing)。[7]因此，“文化无意识”中的“文化”不仅仅是指文明的物质形态，还指社会在绝对的、有意识的形态中影响人类生活的动态过程。就此而言，文化无意识概念也可看做“经过教化的无意识”(cultured unconsciousness)或者是“经过培养的无意识”(cultivated unconsciousness)。
“文化”不仅仅是简单地给无意识增加一个维度。它通过改变无意识的性质使其转化为一个融合概念，从而把无意识复杂化，文化无意识不仅保留两个本源词的所有含义，而且派生出了新的含义。在无意识的传统概念中，就该词本身而言，它是完全无意识的，只有在精神分析学家或者其他外力实施有意识的干预措施之后才变得有意识。由于它与文化的关联，所以文化无意识并非完全无意识。照一般的理解，文化是自然(或天性)的对立面，自然(或天性)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尤其是在人的本能欲望中。但是文化既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其大部分是自我意识到的有意识，但相当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威廉斯也确认这一特征：“没有一个社会或文化是对自身完全有意识的，或是完全了解自身的……一种文化，当其存在时，总是部分未知的，部分未意识到的。”[8]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地形学模式中，文化无意识毗邻前意识或潜意识(尽管弗洛伊德反对使用“潜意识”这个术语)。就弗洛伊德后来提出的结构模式而言，无意识与部分有意识、部分无意识的“超我”(super－ego)很相近。
文化无意识的逻辑在结构上与语言符号相似。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的对立构成。[9]综合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雅格·拉康重新定义了符号：“能指”是有意识的，而“所指”是无意识的。在符号中，能指的意义持续不断地从能指向所指转移，而所指也相应变成了另一个能指。随着能指不断地在指称链上移动，指称也不断顺延，直到一个固定点出现为止。[10]从拉康重新定义符号的意义来看，笔者认为文化无意识的概念也是这样一个由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所构成的符号。在这个概念中，能指就是“文化”，它总是可见的，多数情况下是可感知的，主要部分是有意识的；而所指就是“无意识”，它总是不可见的，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辨识的，且一直处于意识之外。正如所指可能变为能指，反之亦然，“文化”和“无意识”形成了一种动态关系，在此关系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转化为对方。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表明的，“文化无意识”实际上也是“教化出的无意识”或者“培养出的无意识”。这个概念经过修辞性的转化，就变为一个对应反置的“无意识文化”，它指的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社会、一个阶层，甚至是一个种族的一种无意识生活方式。
就符号而言，我的观点包含对文化无意识的内在逻辑和对知识本质的洞察。“能指”在指称链上不停地移动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知识产出的本质是意识编码的过程，其大部分对于有意识的思想来说，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因而变成无意识。对文化无意识的有意识的编码与电脑编程非常相似。对于电脑使用者而言，所有的编程都是无形的、不可知的。可见的、已知的是程序的操作功能，而这仅仅是庞大的编程行动的一小部分，这就像弗洛伊德在比喻人的思想时所运用的那个很有意思的类比“冰山一角”那样。编程虽然是不可见的、不可知的，但它支撑着可见的程序，不可或缺，在程序处理信息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人类知识生成的方式与计算机编程类似。所有知识不断积累并建立在前人生产的知识基础之上。这在语言和隐喻的演变过程中最为明显。在西方语言中，“crusade”一词源自拉丁语“crux”(cross)，是指1095－1291年间罗马天主教教皇发起的、欧洲基督徒针对穆斯林的一系列宗教战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夺回耶路撒冷，赢得基督教对圣地的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作为一个“能指”，已经失去了与它最初“所指”之间的联系，变成了一个隐喻，转而指出于高尚目的而发起的战争。如今，“crusade”作为“战争”的隐喻用法得到了广泛使用，在日常会话中人们可能会说，向恶势力或者敌人发起一场“crusade”。在纽约经历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发誓向全球的恐怖分子发起“crusade”，但是他讲话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中重现了这个词的原初所指，因为袭击纽约的恐怖分子全部来自中东的穆斯林，而布什使用这个词则使其最初的意义复活了，无意中引发了全世界对基督教的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发生文化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恐慌。
二、几种比较：文化无意识的特质
笔者曾经指出，中西研究中相互冲突的表现是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问题的症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把“症状的形成”和受压抑的回归联系起来：“并不是压抑本身产生了替代性的形式和症状，而后两者恰恰是受压抑回归的表征。”[13]压抑的回归是一个心理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无意识中受压抑的因素以不可识别的“无意识派生物”的形式浮出水面，而这个形式在社会、道德还有美学层面上都是可接受的。正如精神分析中受压抑的回归一样，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中受压抑的思想和意识也以不可识别的或表面上良性的形式回归到文化领域。虽然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的内在逻辑是一种文化无意识，但是从它的表面形式来看，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明显是受压抑的思想和意识的回归，其原理类似于符号指称过程的颠倒，而文化无意识则恰恰相反：它使压抑的思想和意识回归，萦绕在文化表象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无意识就是受压抑的事物的回归，并以症状呈现出来，而主体并未意识到症状的成因。由于表现形式的不可识别性，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的症结需要经过深入的分析才能找到病源。因此，本文旨在揭示受压抑的思想和意识在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中以显性方式出现的各种形态。
虽然笔者的看法与精神分析一样都以无意识作为基本前提，但是在其文化和社会性质上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概念有着显著的差异。
第一，笔者的看法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区别在于，它既非个体发育形成的，也不是遗传学上的代代相传形成的。弗洛伊德和荣格都把无意识看成心理过程，该过程可追溯到人类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最原始的过去。在笔者看来，文化无意识的形成并不需经历太长的时间。对中国知识生产中文化和学术的无意识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它的形成也不过是几代人的经历而已。日常生活中，这种形成过程可能更短。在此，我仅以无意识第三类含义中的一例为证：它指的是普通意识中的身体行动，不需要“有意识启动或是控制，或者在某些基本身体行为中，两者之中哪一个也做不到”。[14]许多经验丰富的司机都有这样的体验：若遇到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需要紧急停车时，司机会下意识地去踩刹车，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做了刹车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无意识间做出的，因为踩刹车这个指令并不是有意识下达的。有人称这种行为为下意识行为，但弗洛伊德明确反对使用“下意识”这个概念，认为这是一种无意识。在遇到上述紧急情况时，经验丰富的司机不会误踩油门，但许多驾车的新手都有需要紧急刹车却误踩油门的可怕经历。有趣的是，经过这样的可怕经历后，便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现如今，学习开车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而是一种文化体验。错踩油门这一可怕经历已经归于无意识，成为文化无意识中的一种元素。这似乎表明，文化无意识某些方面的形成不需要很长时间。
第二，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无意识是稳定的、持续的，而文化无意识与二者不同，它只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相对稳定，且极易改变。事实上，经过一段时期有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就能改变。我定义的文化无意识涉及的是文化习得(acculturation)过程中的心理效果，尤其是无意识效果。我认为，大脑会记录和暂存其他文化个体和集体的经历，并在受到某些刺激时释放出那些经历的影响，而文化习得则在心里形成了一种新的心理存储库。存储的经历可能愉快，也可能痛苦，可能积极，也可能消极，可能难忘，也可能易忘。它们集合起来促进无意识的形成，然而这种无意识又影响到个体的感知、观念以及本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表现。这样一来，笔者的文化无意识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有许多共通之处，但在主要方面还是与二者有所不同的。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道德和审美方面无法接受的本能、欲望和冲动的心理压抑造成的，是针对每个个体的。相反，笔者的文化无意识不是由压抑造成的，而是最广泛意义上文化习得的结果。尽管它针对的是个体，但仍是集体性质的，至少对于在同一社区在文化习得中有相似过程的团体来说如此。但是这种集体性质又不同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因为荣格的概念是以数万年来形成的，不分民族、种族或国家而普适于全人类的原型理论为基础的。相反，我的概念不具普适性，它随个体、设团、国家和种族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会随历史时期的更迭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可能会因其不同的历史地位形成不同的文化无意识。
第三，传统意义上的无意识强调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所以无论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还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都具有普遍性，适用于所有国家、文化和种族的人民。然而，笔者所构想的文化无意识不具普遍性特征。事实上，它是特定文化的，有着不同文化的核心特征。换句话说，不同的国家、文化和民族群体可能会有不同形式的文化无意识。此处的文化无意识与民族性似有相通之处，但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智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无意识历史心理形式，后者则指一个国家特有的典型行为方式。两者的不同也就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构成之间的差异。就普遍性来说，其心理结构只对于特定国家、文化或族群的人具有普适性。在此意义上，文化无意识的产生过程类似于李泽厚所构想的“文化积淀”或历史心理建构。[15]笔者的文化无意识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心理结构，适用于全人类，而文化无意识是由历史经验和社会熏陶形成的，是特定文化或传统中的心理机制所特有的。
笔者的文化无意识虽然与李泽厚的历史心理构成很相近，但两者还是有一大区别。其主要原因在于，李氏的理论关注的是历经成千上万年的漫长的历史构建，而笔者的文化无意识概念指的是可能只要几代人就能形成的独特的无意识，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文化过程。换言之，他强调的是长期的历史积淀，而笔者强调的则是短期的文化心理构成。因此，两者的本质区别可以简化为一方面是历史和文化的区别，另一方面是积淀和文化适应的区别。与李泽厚的历史心理构成说相比，笔者的看法是文化心理构成。“文化”一词，尤其是同时代文化，是笔者观点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对于个体、团体、阶层、国家，还是种族而言，文化在文化无意识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塑造成型的作用。文化熏陶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的文化互渗对个体和群体的思想施加影响。“文化习得”(acculturation)有两种基本含义：(1)“人类从幼年时期开始习得特定社会文化的过程”；(2)“个体、群体或民族在适应或借鉴其他文化特点时做出的文化调整”。[16]第一种意思也可以称为教化，描述第一文化的习得过程，第二种意思指的是第二文化的学习过程。第二种含义与我的观点尤其相关，因为它涉及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和心理变化的过程。在文化互动的很多层面能发现文化互渗的影响。在个体层面上，个体对待其他文化方式的差异不只体现在日常行为的变化上，还体现在相对于其他文化，对自身文化的感知、构想和表现上。在群体层面上，差异还体现在包括食品、衣着、语言及习俗、集体行为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多种变化中。文化习得的影响渗透到思想深处时，文化无意识便随之形成。
第四，由于文化无意识与超我相似，它在社会和道德上都有类似“可为”和“不可为”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维度。因此，文化无意识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是一种教化的或是培养的无意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方式来说，它又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它既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既是自由的，又是束缚的，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既是稳定的，又是可变的。归根到底，它就是一种多形态心理，一种培养而成的心理结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因素共存于个人或是集体、国家、种族的思想之中，这种心理结构的形成源于遭遇其他文化的重要经历，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体系。
文化无意识是一个心理—意识形态表现机制，完全受制于心理、语言和意识的合力。就我对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的内部逻辑的探讨而言，文化无意识涉及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智性生活中有意识的活动中无意识的思想、观点、想法和意识形态。因为知性殖民涉及中国智性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文化无意识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划分为历史无意识、政治无意识、语言无意识、认识论无意识、方法论无意识、审美无意识、道德无意识等，不一而足。
三、形式和内容：特殊的意识形态
中国知识生产中的文化无意识在西方人、非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智性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均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在某些积淀的心理结构方面，有着相同的无意识性质和无意识表现方式。威廉斯在审视“无意识”一词的定义时敏锐地指出：“最初的定义表明成为无意识的东西本来(但非常费力)也是有意识的，并且这种‘不可知的’无意识的感知是针对相关个体的。”[17]这意味着无意识是不同个体在不同情况下有意识思想压抑的结果。要说到中西研究中的文化无意识，就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被压抑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压抑是如何产生的？中西研究中不同群体受压抑的内容如何各不相同？其独特的形式和表现有哪些？这些也是笔者研究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的主要问题。
文化无意识中受压抑的内容从根本上来说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关。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西方他者对中国人民思想的文化殖民，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自我殖民。知识殖民和学术殖民这两种形式的相同之处在于，这些殖民行为常常是无意识的，无论是自我殖民者还是外来殖民者都没有意识到殖民行为。这种状况是中国知识生产中文化无意识影响和作用的产物。它是如何产生的呢？这还得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局势说起。从表面上看，对中华文明自相矛盾的评价和对中国学术的矛盾态度是两种思想危机的症状，一种是西方意识为中华文明的复杂性所困扰而产生的危机，另一种是中国意识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西方文化思潮涌入而带来的危机。事实上，这两种危机均源自那些从事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人心中两个未解的情结。第一种意识危机涉及以西方人为主体的非中国人。对这些人来说，中华文明已经持续发展了4000多年，并且在19世纪初期以前一直走在世界文化各个领域的前列，令人景仰、尊敬甚至是敬畏。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和挫折，最终沦为破落户，其国民被讥为“东亚病夫”，几乎受到多股帝国主义势力的奴役。一个历史辉煌的国家和一个备受凌辱的国家之间的鲜明对比，引发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感知和评价的冲突，进而演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无意识情结，这种情结又在大多数西方人、包括知识分子的心中不断地被异国情调和浪漫幻想而改写。第二种危机涉及的是海内外的中国人。这种中国意识的危机也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产生的，并随着西方文化思想的流入而得到加强。因为在近代不断遭受失败和创伤性事件，中国意识的危机造成了一种自卑情结，该情结逐渐内化并被抑制在集体心理的更深层次，形成了文化心理的两个相关而又不同的层面方面：智性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
二战后，民族独立浪潮席卷全球，先前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地相继赢得独立。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中国结束了殖民时代的最后一页，标志着领土方面去殖民化的完成。但精神层而的殖民化还远未结束，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知识领域的去殖民化仍是一个重点课题。由于文化无意识的影响，西方和非西方的知识分子都无意识地参与到了知识和学术殖民化活动中。在现存的批评理论中，无论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还是后殖民理论，都没有对世界上智性殖民和学术殖民思想中存在的文化无意识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中国知识生成中的文化无意识给予的关注更少。
像其他的智性情结一样，文化无意识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它的内容和形式也是不同的。对于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来说，文化无意识的内容大多是关于精神创伤、痛苦经历、焦虑和冲突，或者挫败感和自卑感的被抑制的记忆。因此，他们的文化无意识多以自卑情结为特点，有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表现形式，最终演变为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中文化无意识的形式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很少有中国人愿意承认自己崇拜西方，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摆脱西方在文化和学术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无意识。这种心理的无意识表现深藏不露，很少有人注意它的起源、本质、功能和内在逻辑。
对于西方人来说，文化无意识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征服、胜利和统治的抑制性记忆及优越情节，因此他们的文化无意识的特点是隐藏的优越感。这种情结的形成不仅是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事实上，它多与教育和智力训练有关。文化无意识的这一层面最为有趣、最为隐蔽，甚至连自我意识最为强烈的批评家和学者都不能幸免。下面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观点：“……有人试图表明，那些明显俗不可耐、依附权利政治的非洲和亚洲的‘他者’文学，是可以被怀着敬意去研究的，也就是说，它们事实上似乎和法国、德国以及英国文学有着同样的高度、同样的自主性、同样的审美独立性以及同样的魅力，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戴着白色面具的黑人在文学研究中与在政治领域一样，是徒劳的、卑微的。一味的效仿绝不会走得很远。”[18]阅读这段文字时，读者或许会认为它出自于殖民时期批评家或是赞同文学研究的殖民主义理论和方法的人士之手。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段话竟是出自爱德华·萨义德这位后殖民研究领军人物之一的思想家之手。在这篇旨在处理英国前殖民地地区英语语言与文学中由于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而呈现出复杂的政治问题的文章中，萨义德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番话错误的政治导向和殖民主义的意味，那么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作为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的论点，这不可能是口误或笔误，或者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笔者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萨义德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中的文化无意识。萨义德出身于一个阿拉伯家庭，父亲是巴勒斯坦新教徒，当其家庭还居住在耶路撒冷时就读于英国国教的圣乔治学院。举家移民美国后，他在马萨诸塞州接受了一所私立学校的大学预科教育，后又在哈佛人学获得了英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精通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还是一位西方音乐造诣深厚的优秀钢琴家。尽管他把自己看成两个世界间“没有身份”的人，[19]但他是一个典型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通晓西方文化中从智性思维到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因此，我认为他对非洲和亚洲文学带有严重偏见的评价并非来自他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于他精英式的西方教育培养出的精英文化无意识。可以说，他断言非洲和亚洲文学有所欠缺，就是基于其西方教育培养下形成的审美思维和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的评价标准。这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我的观点——教育能够塑造人的文化无意识。
由教育塑造而成的文化无意识维度比那些由政治、社会和道德压抑形成的文化无意识更为隐蔽，因为后面的几个维度都有抑制性，而前者总是借助常识和普遍真理而得以掩盖。这一特点在全世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尤其突出，无论是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还是非洲人。他们常常自觉地赞同阿诺德的精英“文化”定义——“世界上想过和说过的最美好的东西”，[20]而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的无意识问题，同时他们会自觉地把西方的种种观点、理论和范式强加于非西方的事物中，用以西方为中心的标准衡量非西方的文明程度，对智性活动进行价值评判。其结果是文化无意识被有意识地运用起来。
因此，文化无意识必须借助意识来加以理解。意识是指可以被有意识地感知、构想和评价的思想。文化无意识集想法、观点、思想与观察方式于一体，而这些内容又因其可受质疑的特性而被有意识地抵制或抑制。文化无意识包括自觉抑制或抵制的内容，不过它们对于西方人和非西方人是有差异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在意识层面上，很少有人否认这些关于去殖民化的主张的有效性：殖民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白人有义务教化欠发达的非西方国家和人民。殖民化是帝国主义侵略、征服和统治的结果，这些从政治上、道德上和人性上来说都是错误的。殖民主义已经成为过去。所有种族的人生而平等，民族没有优劣之分，没有主人奴隶之别。人们的种族主义定性是错误的，白人至上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总之，应该完全抛弃与殖民主义及其残余相关的一切。但是西方在过去五个世纪统治世界的影响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根除，西方仍然引领世界科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足以使非殖民化的任务更为艰巨。
由于去殖民化进程的影响，文化和生活方面的殖民主义已经在意识层面上受到抵制，但是殖民主义的残余难以清除，尤其在人们的智性生活方面，西方人和非西方人都是这样。有意识层面的摒弃使殖民主义的残余被压制到深层无意识中，并将其从政治生活领域移置到知识领域，包括学术领域。由于西方学者在几乎所有学术研究领域的领先成就，西方的优越感不仅在科技领域理所当然地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诸如埃及研究和亚述研究，甚至中国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对于非西方人来说，文化无意识的的特性和内容以类似的脉络表现出来，不过却从相反的角度。他们在有意识层面上急切地接受去殖民化的主张，但在无意识层面上，殖民主义残余几乎占据日常生活和智性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观察到它们在非西方社会中的表现并非难事。然而，非西方人在有意识地否认西方优越的同时默默地或无意识地承认甚至接受他们自身文化的落后性。
尽管西方的文化无意识和非西方的文化无意识背道而驰，但二者在意识形态和认识论方面存在着共性：即有意识地抵制生活中的殖民主义方式、西方优越性和非西方落后，而又无意识地接受这些自己抵制的想法。这一共性是贯穿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全部的一个主题。所有的学者，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的，在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中都有意识地力争准确、真实地展现中华文明，但由于文化无意识的影响，很少有人幸免于无意识的扭曲事实。即使是中国学者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也不能摆脱这种有意识的否认和无意识接受之间的矛盾。因此，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中的文化无意识本质上既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总之，文化无意识是建立在政治、种族、国家、国家间、意识形态、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意识基础上的虚假意识，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
对于具有某种已有文化传统的人们来说，文化无意识是一种历史心理机制，这与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相似，但它在本质和功能上又是集体的，因为文化无意识是一个特殊阶级、种族、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共享的，就像中国人都熟悉的“阿Q主义”。因此，它又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类似，但不具备其原型理论的永恒特点，因为对于所有国家、种族和民族来说，它并不是通用的。虽然它的起源与李泽厚的文化积淀理论中的历史心理构成类似，但它的本体形成不需要上万年的时间，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文化无意识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的文化价值并未得到有意思的认可，甚至被有意识地否定。它所形成的特殊环境使它在本质、功能、内容和形式上呈现矛盾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通过教育、生活经历和意识形态教导而获得的教养无意识或教化无意识。功能上，它满足的是有意识和无意识观念、思想、努力和动机的需要。内容上，它是一个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欲望和恐惧、喜好与偏爱、成见与偏见的贮存器。形式上，它产生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准则、图式、模式、框架和方法，有意和无意地处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容。总之，它是一个有意识的无意识心态或是无意识的有意识心态的矛盾结合体。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下，文化无意识可转变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方式，其一切表现都是清晰可见的，但由于其复杂的逻辑，生活在其影响之下的人又识别不出。
文化无意识是跨文化研究和知识生产中隐而不现的内在逻辑，从根本上说，跨文化研究中涉及的种种理论，如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主义以及汉学主义等基本上都受文化无意识的支配，都是按照其逻辑运作的，尽管各自的内容、形式、观点和表述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对。对文化无意识的深入研究可以解释跨文化研究和东西方研究中众多纷纭复杂的现象，从心理和精神的深层完成后殖民时代的去殖民化。
注释：
①西方后殖民研究学者在2006年指出：“所有后殖民社会都仍然在不同方面受到或明或暗的新殖民统治，独立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参见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 and Helen Tiffin,eds.,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seco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2006,pp.1-2.